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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韩新殖民/分断体制与“民主课”的不可能性

20170707

南韩新殖民/分断体制与民主课的不可能性

 

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一种指点江山敢怒敢骂的自信,一点平等参与说了管用的日常气氛,一份当家做主人的责任感。老百姓如果得不到这个,只能画圈打叉选主子,他们只会感到被捉弄。

—曹征路,《民主课》

 

延光锡[1]

 

一、新殖民/分断体制与反共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

  2017年3月10日上午,南韩最高法律机构“宪法裁判所”判決罢免总统朴槿惠。迎接如此成果,从2016年晚秋开始而持续到2017年春季,根据统计参与人员累积达到1千6百万人以上的首尔光化门烛光示威也结束了。总统罢免使得政局转变为提前大选局面。虽然烛光示威结束,参与示威的热望转换成对于某个候选人的支持和反对,“广场政治”所内含的热望也表现为对于反对党的支持和对执政党的反对。犹如节庆般的烛光示威也转变为选举这么一个另一种节庆,最后成就了政权交替。

 

  我曾经对2014年底宪法裁判所对于南韩左翼政党“统合进步党”[2]的解散决定抱持着困惑,进而提出过一个命题:以“新殖民/分断体制”来概括南韩社会的历史矛盾。[3]统合进步党解散事件是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以1987年的“民主化”为契机,暂时开放的空间消灭了之后,必然要遭遇的悲剧。尤其,以“分断”为媒介而进行的“新殖民化”的核心是假想的主体性,具体来讲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自由主义政治体制(所谓“民主化”)以及国际法上的国家性质取得(1991年加入联合国)。这些转换都集中发生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而在“分断”和“帝国主义”之下,通过政党政治将南韩社会矛盾加以议题化的“统合进步党”的解散,带来了政治话语的全盘右倾化。南韩合法政治空间中,分断和帝国/殖民主义问题表面上消失了,结果社会矛盾不能与历史范畴结合,只能以抽象的普遍话语表现出来。因此具有历史的南韩进步政党运动也缩小为以“正义党”这么一个追求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结果它在国会内扮演执政党(改革派自由主义政党)的伙伴角色。

 

  与2014年相比,成员组合大同小异的宪法裁判所的法官于2017年春季,为了捍卫“自由民主宪法秩序”全场一致判定罢免总统朴槿惠。从判决内容来看,宪法裁判所确认了两项朴槿惠违反宪法和法律之事宜:违反实现公益义务(宪法第七条第一项)和侵害企业的自由和财产权(宪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第一项)。换句话说,判决的核心内容如下:总统朴槿惠的行为是为了私人目的滥用国民委托给总统的权限而帮助崔某的利益,因此被诠释为“违反实现公益义务”。而且总统滥用权力侵害了“企业的自由和财产权”,并图谋私人利益。[4]

 

  在这3年间所做出来的宪法裁判所的判决似乎从两方面丰富了我以“新殖民/分断体制”概括南韩社会的问题意识。第一次判决是对于“脱离自由民主主义的左翼”之审判,而第二次判决则是对于“脱离自由民主主义的右翼”的审判。总之,宪法裁判所的判决捍卫的就是反共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这么一个从美国移植过来的现成理念和价值。朴槿惠丑闻受到大众关注的时候,青瓦台秘书长李元钟在2016年10月21日国政监查场合,对于崔某修改总统演讲稿等介入国政的质疑,强烈否认说“即便封建时代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如此疑惑很快就被证实。朴槿惠的行为,尽管从政权内部的逻辑来看,也是脱离“现代”自由民主主义的。

 

  但是,不同于2014年底统合进步党的解散判决,2017年春季宪法裁判所的判决是“广泛大众所参与”的烛光示威的成果。因此它更需要多面向的分析。换句话说,新殖民/分断体制不仅针对“左翼”具有压迫性质,同样也管制“右翼”,而且对“右翼”的管制具有动员民间的“主体性”力量的特征。我认为,这似乎是新殖民/分断体制所拥有的自主性面向之一。

 

  2014年冬季宪法裁判所判决统合进步党解散的那個夜晚,首尔市政府广场也集合了手持烛光的公民。不过规模只有数百名而已。公民基本上回避了此案件。相对来说,2017年春季宪法裁判所判决总统罢免的时候,虽然秉着“太极旗(南韩国旗)”的保守右翼出来抗议,但是罢免第二天仍然有一百万人以上的公民到广场举办节庆,并展现出总统罢免之后的期待與希望。

 

  我认为,宪法裁判所“捍卫自由民主主义”的这两项判决不能分开来对待。2014年冬季的反共主义判决和2017年春季的自由主义判决,基本上是根据同样的理念标准,并且在获取2017年春季判决的烛光示威之空间中,批判2014年冬季判决的声音基本上被压抑,事实上反共主义新殖民/分断体制下的历史矛盾不能被提出来。因此,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回顾这次烛光示威的时候,可以确认分析一个机制的必要性,即自由民主主义通过“广场政治”给群众赋予某种“民主”经验,从此再生产将“反共主义”加以内化的主体。因为在去除历史的独裁和民主二元格局之下,历史性左右矛盾被隐藏起来,进而左翼的历史也封锁起来。

 

  因为新殖民主义政党/代议政治所内含的代表性之侷限,南韩民众曾经冒着许多牺牲以“广场政治”形式被表达过。1960年的四•一九革命[5]、1979年釜马抗争[6]、1980年光州抗争以及1987年6月抗争,皆是如此。当然广场政治带着阶级和阶层联合的前线(front line)性质:学生、知识分子等小市民阶级的前卫性和工农阶级、女性等生活世界承担矛盾的阶级之组织化互相结合。但是,我认为通过取得假想的主体性,新殖民/分断体制得以完成,结果“广场政治”的性质也改变了。

 

 

二、进步/保守格局的去历史性形成与运动体制

  与奠基现行宪法的1987年6月抗争相比,2016-7年的烛光示威同样分享捍卫“民主”这么一个终极目标,不过1987年6月抗争以后,7-8月出现了大规模工人参与工运的高潮,因而能够揭示“民主化”背后的民众和民族的深层矛盾,即“新殖民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民众所遭遇的矛盾。反过来看,2016-7年烛光示威并没有发展到超越被标本化的“民主”之后续状况,反而直接卷入选举局面。

 

  我们从此可以得到的教训是,在通过取得假想主体性而完成的新殖民/分断体制下,过去支撑体制的核心基础之群众层次“反共主义”,经过变形当下形成了不必以“反共”表现出来,反倒形成了更具有反共主义效果的“公民”名义之“运动体制”。呼应假想自主性的主体范畴之公民成为实现普遍“民主”的运动主体。例如,2008年反对进口美国牛肉的烛光示威,可视为作为运动体制的“广场政治”之第一枪。虽然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是造成示威的原因之一,但实际上规模庞大的示威中反复出现的核心口号是“大韩民国是民主共和国,大韩民国的主权在于国民,所有权力来自于国民”。这是宪法第一条和第二条内容。参与示威的许多公民在广场试图确认自己是主权者,并且“广场”政治涵盖了构成主权者权利的多样层次,即性别、性少数、教育和环境等领域的激进主义和普遍主义权利。

 

  但是,经过此次示威,1998-2007年执政的政治势力,即包括金大中、卢武铉政权的所谓改革派自由主义势力,接受了2008年上台的李明博保守右翼政权赋予他们的“进步”名称,并形成了去历史化的“进步/保守”横向格局。[7]因此,普遍权利不能得到实现的原因,或者使得普遍权利得以脉络化的历史性体制不曾问题化,结果在包含“10年进步政权”的长期历史中,持续深化的民族和民众的矛盾,被进步/保守这么一个平面化的假想矛盾所取代。

 

  从思想史来看,我认为,如此普遍主义权利话语,事实上仍然结合了“民主”和“科学”这么一个20世纪“现代”的殖民性所引入之核心原理。在人文社会方面,“科学”针对作为对象的“人类"和“社会”,动员阶级、性别、年龄、种族,或者政治、经济、社会等范畴和领域,加以形式性区分而构成各种理论。不过这些理论没有与历史相结合,那么只能形成脱离现实的菁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机制。如此机制直接被适用于实践当中,那么理论只能显示死的人和社会。结果,如此“科学”失败于通过历史的多元性,提示对于有机体的“人类”和“社会的综合性分析,最后扩大再生产精英主义(理论的去实践性)/民粹主义(运动的去主体性)机制。

 

  如此在新殖民主义条件下,支撑“民主”权利的就是对于人类和社会的“科学”分析。而且,科学分析支撑的普遍主义权利话语被表现为去历史化的历史认识。举例来说,2016年秋季烛光示威中出现的“高中生革命”是个典型的将历史轻浮化的例子。从“青少年人权”脉络,提出权利话语的高中生们,手持着“1960年四•一九革命,2016年高中生革命”的宣传布条出现在广场时,大部分的媒体和示威参与者都热烈欢迎和歌颂他们。我认为,1960年四•一九革命和2016年高中生革命能够并列在一起,主要原因是1960年革命的去历史化已经完成。而且,去历史化的核心资源就是去脉络化的“民主”价值。这也是参与者如此兴奋的反应之背景因素。其实,1960年的高中生所承担的革命是在当时南韩社会不存在组织化的工农群众以及新殖民普通教育尚未普及的条件下,高中生作为“小市民”阶级菁英率先认识历史课题,并且冒着牺牲争取的“未完成的革命”。

 

 

三、作为认识论空白的北朝鲜和党运动的不可能性

  新殖民/分断体制的完成,重组了普遍主义和去历史化的“进步”和“保守”格局,从中社会分析的历史性/关系性层次也消失了。而以“反帝国主义”为宗旨的统合进步党,必然在合法政党政治空间中被驱逐出去。如此南韩新殖民/分断体制的完成推动了政党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假想“现代化”。此过程中,原本在合法政治体制内外,传承历史左翼的进步势力被剥夺了“进步”这个名称并且被迫转让给改革派自由主义势力,而“左翼”在与“进步”的模糊关系之下,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运动方面,无法展现超越普遍主义阶级话语或资本主义批判话语的实质介入性实践。

 

  在南韩现实政治空间中,以去除历史性为前提而形成的进步和保守的对立格局,拥有民主和独裁的话语结构。事实上美国等帝国主义势力晚近依然在全世界范围贯彻了民主和独裁这么一个西方自由主义二元区分。美国和西方世界在阿拉伯世界和北非地区所展开的介入性行为之根据恰恰源自于民主/独裁格局。西方对北朝鲜的认识也同样基于如此民主/独裁话语结构。二元的民主/独裁话语结构的后果,便是将对象放在现代主义的单线时间和均质空间,加以去历史化和去地理化而去除对象的多元主体性。

 

  在南韩的烛光示威中,经常被召唤的历史根据,就是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政权之独裁性质。这就非常符合“民主/独裁”话语结构。但是,如此历史认识方式公开地或默默地以作为正常“现代/国家”的“南韩”为前提。在这样的认识格局之下,社会矛盾只不过是南韩内部的问题或者世界公民的问题,而对于此问题的诊断、解释和解决方案,都根据于对于“现代/国家”的普遍/特殊主义理论。结果,如此现代主义/殖民主义的认识以“现代/国家”为媒介,消除与外部的历史性动力关系,终究归结于自闭性认识。所以,“民主化”事实上是将如此假想成就“正常性”国家/社会加以历史化的话语。而在“正常性”的逻辑当中,“美国”突然被隐藏起来,分断这么一个特定性也从认识对象被排除在外。

 

  总之,南韩和朝鲜半岛的去历史化和普遍化所维持的对于北朝鲜和分断的认识论空白,就支撑了新殖民/分断体制。李明博执政以后的晚近9年间,政治势力被重编为普遍主义的进步/保守,而南韩的媒体几何级数般地扩大再生产将北朝鲜加以妖魔化的认识,而在合法的政党政治空间,进步/保守势力共同形成了韩美同盟这么一个卡特尔。2017年春季南韩总统选举的情势和结果如实呈现了此事实。如同萨德系统问题在南韩被讨论的状况所证实,政治内部对于此问题的认识差别只侷限于程序问题,而韩美同盟仍然占有不能动摇的“真理”位置。而且从统合进步党的解散事件来看,如此认识论空白的政治性效果便是党运动的不可能性。

 

 

四、新殖民运动体制的末日论权利话语

  如同前述的概括,南韩的新殖民/分断体制,通过去除对象的历史地理特定性,取得“假想主体性”而完成。而且,如此体制形成了与它呼应的、基于普遍主义权利话语的精英主义(理论的去实践性)/民粹主义(运动的去主体性)运动体制。我试着将普遍主义权利话语概括为一个“末日论”。论述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援用若干哲学性思维,不过采取如此方式是因为在南韩的语境中,目前我们还正在努力发掘取代“哲学”的思想性语言。

 

  经由历史和地理多元性的消除,取得普遍性的主体,被表象为从人类和社会抽象的权利承担者。在现代普遍主义的框架中,此主体所构成的社会,进而此社会所构成的世界,规范性地消除个体之间的差异和社会/民族之间的差异,因此在这样的认识论/本体论格局中,构成世界史的能动性能量无法被掌握。在普遍的图像之下,被提出来的进步走向,基本上意味着如此无差别化的完成。而无差别化的完成便是在横向时间性挂帅之下,历史地理差异被消除的世界末日。当然如此世界末日只不过是话语性构成物,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现实历史的展开仍然根据多元性贯彻自我逻辑。

 

  而且,我认为,如此“时间性"挂帅的末日论思维起因于以往的殖民主义现代性。在此,我们思考南韩政治的另类方向时,可以提出的一个命题:20世纪左翼的“现实主义”实践路线和符合它的政治组织构成之“党-人民”关系也部分地反映着如此末日论思维。

 

  克服时间性挂帅认识,首先可以提出的课题是对于空间性的批判性思维。我们可以以“地理”取代“空间”。因为地理的多元性作为一个历史条件制约人类的能动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设定地理的多元平等成为人的“类的”普遍性的前提和基础。如此认识其实来自于一种反思:西方现代性从普遍的“人学”得出了地理的一元性(起源和它的扩散)。

 

  接下来,从“主体”方面,我在党运动不可能的条件下,试图复原“民众”范畴。这也来自于一种反思:从本体论来看,构成世界的原子化的个体以及从此演绎出来的“公民-社会-世界”这么一个本体论图式中,个体只能成为不具有动力的固定物体(无差别化/去主体化的个体)。进而,如此个体在时间性挂帅的思维模式之下,被表象为“所有”和“权利”的主体。

 

  如此“地理”和“民众”互相形成辩证关系。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历史地理的多元性之下,通过制约条件的必然性和主体意志的偶然性之间辩证关系,思考克服新殖民/分断体制下末日论权利话语具有主导性的运动体制之方向。

 

 

五、“爱的不可能性与历史共产主义

  在此我想起2016年底去世的台湾作家、政治运动家和思想家陈映真的文学实践。他的文学世界一贯地关注了“历史的整合”和“爱的(不)可能性”。

 

 

1949年以后,台湾在历史的断裂之下,“男性”无能于爱,“女性”则漂泊。男性遭受挫折而自杀或发疯,女性还是怀了孩子,留下希望。如果说男性是来自历史的知识分子,那么女性则是基于知识,参与现实矛盾而打造未来的实践者。历史的断裂去势了男性。女性则是不断漂泊而勉强找到对象,但是在没有真正的爱之下,孩子要么被拿掉,要么被保护,但这孩子的未来仍然不清楚。因此真正的爱都是悲剧,例如〈将军族〉(1964)的无名的下层外省人和本省人,或者 〈一绿色之候鸟〉(1964)的外省人季叔城教授和本省老婆。[8]

 

 

  陈映真通过40多年的创作活动,不断地从历史矛盾提出爱的不可能性问题。我认为,他所提出的“爱”通往“历史的共产主义”。从肯定多元世界构成和历史运动性的视角来看,历史的共产主义这么一个命题,首先不同于根据欧洲现代性所赋予的固有性之原子化的“抽象/所有”个体,意味着根据反映地理差异的公有关系之历史性多元人际关系。陈映真的文学世界中,二战之后在历史矛盾的主体性认识和解决皆失败的历史,就是无能于恢复历史的共产主义之生活模式,甚至更异质的生活模式再度强迫被移植的“殖民化”过程。他通过描述去历史化的知识和实践不可能性的互相结合,重新将“爱的(不)可能性”历史化了。

 

  当然在时间性挂帅的末日论的“民主”和“权利”话语结构中,如此再历史化是不可能的。陈映真因为坚持“第三世界”这么一个开放的认识论范畴,能够将基于“地理的多元平等”之历史认识,当作文学实践的思想性根据。因此他的文学所描述的“人”不是所有和权利的末日论主体。历史的共产主义所描述的人,是历史地理的关系中的人。因此在他的文学世界中,人在历史整合的照望下,超越现实中个体(肉体)的“生/死”层次,指示长远的、美好和伦理的共同体生活模式之方向。

 

  从南韩的新殖民/分断体制下,反思思想作用的缺席和实践的不可能性时,陈映真所提出的“历史的整合”是学术思想界首要面对的课题。因为我认为,南韩社会真正的危机就在于无法承担历史整合的知识和实践的无能状况。尤其在南韩“党”的不可能性,让思想界思考超越“现代”的党-人民关系的另类模式。其实晚近几十年间,南韩的思想和社会运动都没有彻底认识党的不可能性,因而模仿党-人民关系反映在知识(分子)与组织者的关系(即“现代性”脱离),以及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即“现代性”脱离)上。这应该是一个创造性课题。为了落实如此课题,我认为,首先需要复原作为关系性主体范畴的“民众”概念和作为关系性共同体范畴的“民族”(第三世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脉络下)概念。因为反映历史地理的生活模式之“民众”的复杂性和创造性依然是历史的终极动力,同时在知识思想方面,“民族”仍然能够给民众赋予“主体性”话语和条件之场域。

 

[1] 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博士,现为北韩研究大学(首尔)研究教授。

[2] 统合进步党(2011-2014)是南韩进步左翼政党之一,亦是傳承“民族解放”理念的唯一合法政党,不过2014年12月19日宪法裁判所,判断该党的活动,违背宪法的民主基本秩序,而判定解散统合进步党,并剥夺5位国会议员的资格。

[3] 延光锡,《重新尋找新殖民分斷體制下生活的智慧》,《人间思想》第12期(台北:人间出版社),页50-58。

[4] 案件号码2016宪NA1总统(朴槿惠)弹劾。

[5] 四•一九革命是1960年3月15日南韩总统选举后,由高中生和大学生主导批判选举作弊问题,而当时的总统李承晚以戒严令对付抗议,最后总统宣布下台。根据官方统计,抗议达到顶峰的四•一九当日抗争中,183人受到戒严暴力而死亡。

[6] 釜馬抗爭是指1979年10月在南韓東南部大城市釜山和馬山地區發生的反對朴正熙「維新」憲法體制的群眾抗爭。1970年代全球經濟危機和南韓的外債危機亦是此抗爭的經濟性背景。朴正熙政權以戒嚴令為對付此抗爭。不過,因為10月26日朴正熙被暗殺,而釜馬抗爭暫時平息,但是根本矛盾尚未曝露和解決的狀況下,潛在化的矛盾孕育了1980年5月的光州慘案。

[7] 大约2008年以前,在南韩的合法政治空间中,“左翼”是禁忌,而“进步”仍然是极少数。经过2008年以后的变化,原本以“进步”落实左翼理念的势力失去了“进步”名称,而原本标榜“改革”的自由派接受了“保守”赋予他们的“进步”名称。

[8] 延光锡,《朴玄埰思想的当代意义:以陈映真文学为参照点》(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博士论文,2016),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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