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人生研究室

我認為「反智主義」和「唯智主義」是二元對立的概念。因此兩者都內涵著負面意義。似乎有些人認為可以把反智主義和唯智主義，看作正面或中立的概念，但我覺得，要那樣使用，乾脆用別的概念比較好。因為這裡「主義」基本上內涵著排他性，因此都成為批判的對象

我認為，我們需要反思既定的去歷史化的「知識」，同時也需要批判知識分子對有意義的知識討論的拒絕。

就前者而言，比較代表性的，就是我們之間已經比較熟悉的對西方普遍主義普世價值的反思。因此，進行對陳映真的不同閱讀、跨越普遍主義的亞洲內部互相參照，都有意義。而且，我們面對「殖民」－「冷戰」歷史所造成的如此去歷史化的知識狀態，也需要進行全面的批判，也需要通過個別「歷史」重新去發掘思想資源。而且，為了與群眾分享如此的思想，也需要新的「方法」和「實踐」。在我看來，如果搞混如此反思知識的工作和「反智主義」，就會轉移討論的焦點。

就後者而言，似乎被誤解為對「運動」的批判，但事實上對「反智主義」的批判，就是知識分子內部的批判。我所運用的「反智主義」這個概念，就關係著一種狀況：以反思去歷史化的知識為前提的知識討論，不能走向與群眾分享，進而形成不被普遍主義所異化的內在於歷史／現實的主體，反而變成道德批判的對象。道德批判的根據，大體上來自「運動」外部的旁觀者這樣的「身份論」，其背後就有一定的「經驗主義」，進而也有把「理論」和「實踐」分開來的思考。這次，我首先提出兩個前提：「有用的知識」是存在的；而且，從人學的角度來看，「知識的差異」需要不斷被克服。在這樣的前提下，我認為，「知識分子」和「群眾」需要區分，而「知識分子」的反智主義，則成為批判的對象。而且，其後果就是有用的知識無法與群眾所分享，因此「群眾」的主體化也不能實現。

毛澤東曾經對此提出「包辦代替」這樣的批判。在我的這樣的思維裡，原則上不存在理論和實踐的分離，因此也不存在任何身份論，雖然知識分子內部會有情勢性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