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社發所畢業生延光錫，也是韓國籍的留學生。我從2007年9月入學到2009年8月畢業的兩年間，在社發所讀書，而以「移住勞動者」有關的論文，獲得碩士學位。之後，我到新竹的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繼續念博士，目前以博士候選人身份撰寫博士論文。
其實，在2007年夏季來台灣唸書之前，我在韓國的大企業從事了國際物流有關的工作。大學期間，我原本有著研究的夢想，但是因為隨著1998年金融風暴到來家庭經濟的崩潰，早就放棄讀研究所的夢想而準備就業，幸好我找到一個好的工作。隨後家裡經濟狀況有好轉，我重新恢復了讀研究所的夢想。不過此時的我，是個上班族，已經與大學的老師們的關係斷裂了，而且對讀書和留學的思考也留在很抽象的層次。在如此的狀況之下，我很偶然認識了來自台灣的社運活動家。而她推薦我兩間研究所，包括世新社發所和台大城鄉所，不過因為當時台大城鄉所不開放給大學部主修文科的外國學生。並且當時我的學術傾向也比較接近社會科學，因此我就申請了世新社發所的入學。同時我很幸運地申請到了台灣政府獎學金。
回顧起來，有趣的是當時我已經在網站上知道了當時所長黃德北老師的電子郵箱，而直接寄email給他，問了一些有關入學的事情。從中，我大概感覺到了社發所的開放的氣氛。我記得黃德北老師很親切的答覆我的問題。再者，社發所不同於其他台灣的研究所，不要求推薦函，因此像我這樣與母校關係斷裂的人，比較有信心申請入學。入學之後，我就更確認了這個研究所的開放和自由的氛圍。
但是在開學後的第一學期對我來說，是很不容易適應的。雖然我在大學主修中文，但是從未接觸過學術性中文，而且寫作是更難的一件事情。坦白說，當時除了學習中國語文的教科書之外，我從來沒讀完一本中文書。不過，很幸運的（？），這裡的老師們幾乎沒有把我當作特別學生，也沒有給我特別待遇，基本上與台灣同學一樣對待我。其實我自己也不願意受到特別待遇。結果，過了半年之後，從第二學期開始，我就能夠參與課堂上的討論，而且寫作的壓力也慢慢沒有了。
除了學習部分之外，我在入學之前，已經幫忙差事劇團和韓國劇團之間的交流。後來我才知道鍾喬老師一直在本所開課，而且演員們當中也有些人是社發所的同學。我也透過社發所和差事劇團的關係，接觸到多樣的台灣社運組織的活動家。不過，我越了解台灣，越將我對韓國的知識加以相對化，進而深刻地認識到我自己的不足。同時，我在很淺薄的層次，形成的與台灣人的多樣關係，也慢慢複雜起來。後來部分關係停斷了，部分關係更深化了。
我認為，社會發展研究所的開放和進步氛圍，對我思想成熟的過程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其實在我入學的時候，對很多韓國友人來說，我選擇世新社發所是一個冒險的挑戰。但是，現在回顧起來，剛好因為那一次的選擇，我就跟一般的留學生不同，經歷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這成為一個基礎，讓我摸索更成熟的研究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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